一天，一个女诗人给我打来电话，说她刚搬了新居，约我过去玩玩。我说好呀，我现在就去。接着女诗人详细地告诉我应该怎么走怎么走，然后到了某一个地方她会等在那里接我。我说不用了，你只要告诉我门牌号码，我自己找就是了。女诗人说那地方的住宅楼排列得很不规则，找起来挺麻烦的，还是我去接吧。既然她这么热心，我也不再说什么了，放下电话，我骑上车子就去了。
这个女诗人是外地人，大学毕业后来本市闯荡，先后在几家报社里当记者。我是不久前才认识她的，那时她刚经历了一场感情危机，情绪正处在一种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中，结果我的一个朋友就把她带到了我家。那个朋友大概认为，让一个单身汉来安慰一个失恋女，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果然如此吗？我和女诗人长谈了两次，感觉并不特别好，当然我还没有到失去耐心的地步，毕竟她还是个挺不错的姑娘，据说诗写得也不坏（我没有看过）。女诗人的情况是这样的，她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，两人刻骨铭心地爱了一阵子之后，女诗人发现有妇之夫迟迟地不肯兑现他离婚的诺言，并有渐渐疏远自己的趋势。开始女诗人以为是自己不够温柔体贴，才导致了有妇之夫的三心二意，她便对他施以加倍的关怀和爱意；没想到这样一来，有妇之夫疏远自己的趋势却越发明显了，而且她还掌握了有妇之夫和他老婆仍在过性生活的确凿证据。面对如此厚颜无耻的欺骗行为，女诗人再也忍受不下去了，她跟有妇之夫大闹了一场。接下去女诗人给有妇之夫打了无数寻呼，却再也没有得到过他的回应，绝望之余，女诗人服下过量的安眠药，所幸被人及时发现，送进医院救回了一命。在历经这般劫难之后，我本以为女诗人会大彻大悟，至少也该对男欢女爱有点心得了，可没料到她仍然在那里起劲地跟我讨论什么谁对谁错，并且似乎对有妇之夫最终能幡然悔悟还心存幻想。太让人失望了，她真是白死一回了。
“他会后悔的。”
“他后悔了又能怎么样？”
“是他错了呀。”
“这我一点也不怀疑。问题是到了现在这一步，谁对谁错还有什么关系。”
“他欺骗了我，他为什么要欺骗我呢，我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呀。”
“你当然没有。要说对不起，生活对不起我们所有的人。我劝你不要在这些毫无意义的想法上纠缠不休了，你应该彻底把这件事情抛开，一切重新开始。”
“可是我很难过，真的很难过。”
“我完全理解，我也失过恋——还不止一次，但终究还是过来了。说句老实话，这个世界上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值得我们为之寻死觅活的，除非你自己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“他说过我的个性太强，他会不会因为我的个性太强才离开了我？”
“我的天，你可真够执着的。你难道就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吗，他离开你可能没有什么别的原因，就因为他想简简单单地跟你搞一把腐化，而你却太当一回事了。同样，他当初看上你，恐怕也不一定是他认为你特别出类拔萃，而只是因为他是个公的，你是……请原谅我说话粗鲁，但实际上也许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我到达女诗人所说的那家商店门口时，女诗人已经等在那里了，她的气色还不错，不像不久前那样满脸晦暗了，这多少也让我松了一口气。我倒不是特别关心她的精神状态，主要是担心她继续没完没了地跟我谈那件事。“近来过得怎么样？”我问道。“还可以，”她说。“我不太想那件事了。”
“这就对啦。”
“我还应该谢谢你呢。”
“谢我干什么？”
“总之要谢谢你。”
“怎么谢，请我吃顿饭？”
“这个容易，今天就请你。”
随后，我推着车子跟女诗人沿着商店旁边的一条小马路向前走去，这是一段上坡路，走不多远就到了一片住宅小区。这片住宅小区看样子刚刚建好，地面坑坑洼洼的，到处都是碎砖和钢筋；也许是因为地势的原因，一幢幢住宅楼正如女诗人所说，排列的很不规则，横七竖八的（也就是说，每幢楼的楼号不一定紧挨着），我想女诗人幸亏来接我，否则我自己找还真有点麻烦。在一幢楼前，我锁好车子，随女诗人登上了七楼。这是个单室套，不大的起居室里除了两张凳子和一张少了一小半的拐角沙发外，就什么也没有了；我又朝卧室里探了探头，一张席梦思床垫铺在地上，边上是另外一小半拐角沙发和一只带轮子的旅行箱，窗前有一张很小的写字台，上面放着一排书。我在起居室里那大半张拐角沙发上坐下，女诗人进厨房给我泡了一杯茶，她把茶杯放到我面前的凳子上，自己在另一张凳子上坐下。“这房子也是租的？”我说。女诗人点点头。我又问多少钱，女诗人说四百。“贵了，”我评论道，“不如你以前住的房子。”女诗人以前住的房子我去过，是两室一厅的小套，连家具才五百。
“不过我一定要搬家，那房子会引起我很多不好的回忆。”
我没有接她的话，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茶，又掏出一支烟点上。女诗人给我找来一个空可口可乐罐弹烟灰。“前几天他给我打了个寻呼。”女诗人说。
“是吗？”我不太情愿地问道。
“我没有回。”
“完全正确，你千万不要再理他了。”
女诗人没吭声，过了一会儿她跟我要支烟抽，我给了她一支并帮她点上，然后我问她看过一本目前正流行的、名叫《绝对隐私》的书没有。女诗人说她听说过这本书，但还没看。我说你一定要找来看看，很精彩的，里面全都是一颗颗破碎的心灵。
“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。”女诗人说。
“没有，没有，”我赶紧说，“其实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你那个阶段，只不过你表现得更激烈一点罢了。”接着为了证明我丝毫也没有嘲笑她的意思，我还坦陈了我的一段失恋经历。我的感情充沛的叙述里当然有事实的影子，但也不乏夸张和杜撰，女诗人被吸引住了，她瞪大眼睛听着，还不时提出一、两个问题。等我说完后，女诗人默然无语地沉思了一会儿，可以看出来，我的不幸让她感觉好受多了。
当房间里的光线渐渐变得有些朦胧的时候，女诗人的脸上呈现出了一种温柔动人的光彩。“我请你去饭店吃饭吧。”女诗人轻声说，但并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我说不用了，就在你家里吃吧，我们一起做。女诗人说好的。
我们撅着屁股一起蹲在地上摘菜，我问女诗人平常是不是也自己在家做饭吃，女诗人说是的，哪能老去上馆子呢，她说其实她挺喜欢烧菜煮饭的，只是觉得一个人烧一个人吃没什么意思。你呢，她问我。我说我一般在街上吃，饺子或者面条，也常去朋友家混饭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混饭吃的地方，就是你这里。女诗人说非常欢迎你来混饭，但不要只是说说而已。厨房有一个单眼煤气灶，女诗人炒菜时我在一边指手划脚，该搁什么不该搁什么，不过是闲着无事瞎说说而已，没想到女诗人全都照办。菜炒好后她尝了尝，说味道果然不错。忽然她又想起了什么，拿张凳子踩着从厨房的墙上摘下一块用报纸包着的东西。
“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咸肉，”女诗人说，“一直都忘了吃。”她把咸肉放在水泥台上，揭开报纸，接着就尖叫起来。我丢下正在淘米的电饭锅，奋勇扑过去，只见咸肉上蠕动着几条小蛆。我咧了咧嘴角。恶心死了，恶心死了，女诗人一边说一边往我身后躲。我说不要紧的，这叫肉芽子，有的地方的人专门用肉来招这东西吃呢。真的？女诗人说。我说谁还骗你。女诗人说不管，今天别吃了吧，我太恶心了。
“你不应该把肉挂在厨房，”我边说边隔着报纸把一条条蛆拣掉，“你应该把肉挂到阳台上去吹风。找把剪刀给我。”女诗人很快找来一把剪刀，我用剪刀在咸肉上戮了个洞，又让女诗人找了根结实点的绳子，穿过咸肉上的洞做了个结。随后我打开厨房的另一扇门，来到阳台上挂肉。女诗人放好凳子，我抖抖嚯嚯地站在上面，举起死沉的咸肉往阳台顶上垂下的一个铁钩子上挂。我摇晃了一下，感觉险些抱着咸肉一头栽到阳台外面。这里是七层楼高的地方，如果栽下去的话，咸肉一定安然无恙——它还会欢快地一蹦多高，而我将噗哧一声变成一堆连狗都不吃的烂肉。令人心惊肉跳，挂好肉下来，我扶了女诗人的肩膀一把，那里的肉温暖而富有弹性，让人有些想法……
准备吃饭的时候，我想起了酒。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里，无论如何应该喝上一点。我问女诗人家里有啤酒吗，女诗人说没有，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去买。我说你忙了半天，歇歇吧，我去买。
我这人从来不记路，方向感也极差，一向不辨东西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像今天这种情况，以前还从来没有遇到过，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：从女诗人家到小区外面的商店，这么短短的一段距离，我却迷了路，记不清女诗人的家在哪里了。有两栋楼很像，是哪一栋呢（即使找到了哪一栋，又是哪一个门洞呢）？因为这片住宅小区刚刚建好，几乎还没有什么人家搬来住，一个个阳台都是空空荡荡的，使得每栋楼看上去就跟每滴水似的没有什么两样。我怀抱四瓶啤酒，东张西望地在两栋楼下转来转去，还不时大喊几声女诗人的名字——皆无反响。一想到这儿的某一处地方，香喷喷的饭菜和一个姑娘正对我翘首以待，可我虽近在咫尺，却不得其门而入，怎不让人心急火燎。忽然我灵机一动，女诗人家的阳台上不是有我亲手挂上去的一块咸肉吗，我如果找到那块咸肉，问题不就解决啦。
在一栋楼下，我退后几步，以便拉开视野，然后抬头望去。傍晚的空气清澈如水，高处的玻璃窗反射着夕阳桔黄色的光芒，那块亲爱的咸肉正静静地悬挂在一处阳台上，仿佛在向我发出温情的呼唤。
当我气喘吁吁地回到女诗人的家里，女诗人急切地迎上前来：“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？”在她的身后，两张拼起来的凳子上已经摆好了一盘盘菜，那张缺了一小半的拐角沙发这会儿也已恢复了全貌。“我差点就回不来了。”我大声说道。
“怎么回事？”
“我不记路，忘了你家在什么地方，后来幸亏想起了你家阳台上挂着的那块咸肉。”
女诗人先是惊奇地看着我，但她随即就发出了一连串悦耳的笑声，这是我自从认识她以来，头一次见到她如此开心。
几天后，女诗人又邀请了两个朋友到她的新居来玩，其中一个朋友就是当初把她带到我家去的那个人。他没有享受到女诗人亲自迎接的礼遇，他们按照女诗人所说的地址，在这片楼号错综复杂的住宅小区里摸索了半天，才找到女诗人的家。
“你家可真难找。”一个人说。
“三号楼后面竟然是八号楼，”另一个人说，“还他妈的有这种怪事。”
“啊呀，我忘记告诉你们一个窍门了，”女诗人说，“你们只要找阳台上挂着咸肉的那家就行了，那你们很快就会找到的。”接着，女诗人说起前几天我就是按照这个办法找到她家的。
“他怎么知道你家阳台上挂着咸肉，”那个当初把女诗人带到我家去的朋友问道，“你告诉他的？”
“那块咸肉就是他挂上去的。”女诗人说。
这些事情是我以后才知道的。有一点让我想不明白的是，女诗人干嘛要把我给她挂咸肉这件事说出去。当然，我们之间可能缺少默契，但这种事情那么值得一说吗？或者她是有口无心？年轻姑娘嘛，缺少生活经验，再加上又是诗人，性情豪放了些，因而我不该跟她计较。那么我该跟谁计较，跟朋友吗？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家打牌，我到的时候，我们常在一起打牌的另外几个朋友已经先到了。他们个个神情怪异、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“挂肉的来了。”那个当初把女诗人带到我家去的朋友首先说道，同时他脸上还摆出一副样子仿佛一切正如他所预料的。“挂肉的？”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
“别装了，我们都知道你在女诗人家里挂肉的事了。”
“想不到你老兄还有这一手，还会挂肉。”
“我说前一阵子怎么见不到你人了，原来去挂肉了。”
我明白了他们说的是什么，一开始我还想解释一下，继而想到一解释我不就成白痴了，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在接下来的牌局中，“挂肉的”、“挂肉的”之声不绝于耳。“挂肉的快出呀。”“挂肉的输钱了吧，这就对了。情场得意了嘛，赌场就失意。”
从此以后，我就有了这么一个粗俗无比的绰号——“挂肉的”，甚至还有个朋友向我建议，让我写小说时就用这个绰号作笔名，“这笔名很好的啦，既平民化，又富有深意；你是一块挂在灵魂上的肉。怎么样？”
还可以吧。
女诗人又给我来过两次电话，叫我去她家玩，我都找借口推掉了。女诗人在电话中颇为伤感地问我：你是怎么了？
（摘自《上海文学》2000年第11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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